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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戎东贵：寒门子弟求学记
原题
小孙子上小学了，欣慰之余，微信发了几张图片，都是小朋友第一天在新校园的剪影，意在祝贺而已。没想到儿子不赞成，说是为安全起见，网络上不宜发儿童的照片，要我删除。打开微信，看到点赞、留言已近百条，其中盐城市教育局的S先生说了一句：“从此走上求学之路”，让我颇有些时空倒错的恍惚。删除微信的同时，自己少年求学的历历往事，却很自然地涌上了心头。
少年求学乃人生第一大事，其成败得失几乎决定了一生物质、精神生活的幸福程度。从古至今，皆然。
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其求学经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譬如家庭的培育动力与经济支持，譬如自身的禀赋气质与努力程度，譬如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师资水平，更重要的则是有没有一个学习提升的社会环境。看看小孙子如今上学的各种软硬件因素，我感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求学机会，成功与否，就看孩子自己的禀赋和努力了。
回想起来，从小到大，我应该算是一个喜欢读书、求学上进的好学子了，但生不逢时，少年求学之际，遇上的偏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鼓励读书、禁止读很多书、读书基本无用的时期，以至于荒疏于少年，困扰于中年，老大努力补偿也无甚大用，一辈子沦于平庸终究难有所成也。
我出生于江苏省大丰县县城，这个县就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而言，在江苏基本上是中等水平。一届一届的县领导大都本份务实，按照上级要求治县理政，比较注意老百姓的需求和权益，即使在激烈的政治运动中，也尽可能不犯普通老百姓的众怒，因而在教育事业的管理上循规蹈矩，没有什么教育革命的自选动作。
我是1955年底出生，1961年上小学，1968年上初中，1970年上高中，1972年底高中毕业，其间政治运动不断，革命口号响亮，社会风云激荡。工农兵群体成了社会革命的主力，知识分子普遍被边缘化，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大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也就只能服从革命需要，变得可有可无，从学校的建立、学制的安排、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到教师的任用，都打破了旧有的程式，各方面变化的随意性很大，学生也就听之任之，无所适从，很难确立自己求学的目标，只是听从命运的安排而已。
现在想来，就个人的求学而言，能在那样的背景下粗通文墨、能算会写，有一技之长，适应社会生活，长大之后能自立于社会，靠勤奋工作养家活口，可以说得上是幸运的了。
先说学校和学制。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推动，如今我们已经建立了与世界接轨且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学前教育一般三年，九年义务教育已在全国普及，高中三年教育基本稳定且正在向高品质发展。从城市到乡村，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城市的大部分学校的校园面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虽然我常常为少年求学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学校待遇而深感遗憾，但内心里却总是为后辈学子如此之好的求学条件窃窃自喜。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幼儿园对于贫穷的家庭显得过于奢侈，一方面兄弟姐妹太多经济上负担不起，另一方面社会也没有太多的办园能力。
记得我曾经上过差不多一年的幼儿园，那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不久，街道的社会主义大食堂越办越差，一天三顿的面糊汤只能果腹，盛面糊汤的碗我们都舔得光光滑滑不需要水洗，父母托人想办法，把我和弟弟东华送进了镇幼儿园，说幼儿园吃得要好点。
大跃进时期大人很忙，幼儿园是寄宿的，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白天孩子们一起玩耍很快乐，老师教我们一些朗朗上口的童谣，比如“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戴手表，一脚踢死个美国佬。”“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鞠个躬，笑嘻嘻……”等等，游戏主要是踢毽子、跳绳之类，最有意思的是大家围成一圈“丢手绢”，反应慢的小朋友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幼儿园吃饭一天三顿都差不多，野菜豆子饭、黑乎乎的小馒头、面糊汤、山芋干子，很少见到鸡鱼肉蛋，而且越来越差。几周下来没有油水，我解大便碰到了困难，解不下来，出血，疼痛难忍。这样的幼儿园生活实在难熬，非常想家，家只相隔两条街，但老师很严格，不到周末不准回家。于是我的幼儿园生活就以逃跑成了主旋律。
每到深夜，宿舍里几十个小朋友全部睡熟了，看守的老师也睡得迷迷糊糊，我把弟弟喊起床，拉着手悄悄打开门，摸着黑跌跌撞撞回家，父母亲见到我们都吓坏了。有时逃跑被老师发现，我们在前边跑，老师在后边追，到了家门口，老师大叫家长不能开门，我们只得束手就擒被老师带回幼儿园。
小学阶段要分前后两段来说。
第一阶段是1961年到1965年，我上一到五年级，此时党和国家开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学校教育得到重视，学校学制都已经规范化。我上的是大丰县实验小学，学制六年，每个年级有甲乙丙三个班，每班50人。
记得上学报名那天，父亲牵着我的小手，从老街的家一路蹦蹦跳跳走到学校，心里高兴，嘴里各种问题问个不停。学校不大，校门朝北，教室面南，一律青砖青瓦的大开间平房，排列工整，清洁明亮，最南边的大操场好大呀。校园中心有一个小池塘，池塘前面就是校长室、教务处和教师办公室。接待报名的女老师和蔼可亲，问了几个问题我都能回答，几加几的算术拨弄手指也都能对付。第二天一个人背着书包，走二三里地上学校，自由自在，安全又快乐，哪像现在的孩子上学，家长轿车接送，生怕有个闪失。
在学校，我分到一甲班，都是来自县城的学生，有县委书记、县长家的，也有普通市民家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班主任王琴英老师，苏南人，中等个头，一双大眼睛，比较严肃认真，虽然不怎么笑，但却显得朴实亲切。王老师教我们语文，普通话发音准确，从拼音到识字，“大小多少、人口手、足刀尺”一字一板，特别认真，我们在她的课堂上接受了汉语文的启蒙教育。
数学老师蔡惠民，应该是启海人，语言简洁，逻辑清楚，教我们学加减乘除，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课堂上蔡老师特别认真，纪律要求严格，对讲悄悄话、做小动作、不认真听课的同学，批评很严肃，还会罚站、没收物品、甚至赶出教室。同学们上课时悄悄摆弄的弹弓、沙包、糖果等，不少都被蔡老师没收，随手扔进了教室门口的池塘里。每一次有同学的物品被蔡老师没收继而扔入池塘的时候，随着“咚”的一声水响，满教室的同学哄堂大笑，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小学阶段的学习我们没什么主动性，一般都按老师的要求，反复读课本，认真上课，按时完成课堂作业、家庭作业，每周的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会认真对付。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年升级，我们在持续的成长中感到了学习的快乐，虽然我的成绩在班上只是中等水平，但我很满足，从来没有感到学习的压力。至今难以忘记的，倒是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记忆最深的是每学期被老师追欠学费的尴尬。当时家境比较贫困，弟兄姐妹多，每学期开学交学费书费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而父母亲都会到学校找老师暂欠学杂费。开学之后，班主任就会不断地向我催交所欠的学费，到家里要不到钱，老师就会在班上点我的名，罚站，有时还会被赶出教室，这就让我心理上特别压抑、自卑，有时只好逃学，早晨背着书包出门上学校，其实就在街上找个小人书摊看小人书，中午学校放学了，也就装模作样地放学回家。
这样的事情多了，常常会被老师或者家长发现，于是不停地被家长打骂，被老师责难，幼小的心灵备受摧残。这种贫穷带来的心理自卑，此后一直会让我特别敏感，上大学时读到李广田先生抒写童年悲哀心境的散文，一篇《悲哀的玩具》就让我感怀不已，贫穷带来家庭的争吵，带来童年心灵的折磨，先生的感慨很是让我心有戚戚，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评论李广田先生的散文创作。
后来长期在盐城市教育局工作，我跑的农村学校特别多，对农村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学生的学杂费减免、学生住宿伙食状况的改善、以及后来免费义务教育的推进，都特别倾注精力，其情结之深大概都源于自己童年的境遇吧。
童年伙伴的交往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每天的放学我们都要排路队，家在一个方向的同学排一个路队，按照既定的道路依次而行，陆续到家，这可是同学们玩笑、打闹、交流的最好时机。口袋里、书包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此时会拿出来与同学分享；路边有什么小店铺、小景致，有什么有趣的人物、事件，大家会围观、评论一番，热闹得很；有时路队长工作认真负责，会让我们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大家放开歌喉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引得路边的行人纷纷驻足围观；一个同学到家了，与大家挥手告别，“再见”的声音顿时响成一片，大家都觉得特别亲热、好玩。
那时按照所住的街道，老师会给我们编成学习小组，晚饭后，大家照例会集中到某个同学家，昏黄的煤油灯下，大家一起做作业，讨论问题，同学的家长有时还会给我们一点好吃的，一个五香茶叶蛋，一碗酒酿元宵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朝夕相处，同学伙伴之间就有了感情，有的就成了好朋友。某个同学转学了，我们会郑重其事的买个好看的笔记本，第一页写上“某某同学留念，我们永远是好朋友”的字样。流年似水，物是人非，多年以后好些幼时的朋友不怎么见到面了，但也有些始终在联系之中，直到晚年我已定居省城，还有小学一年级的同学结伴购房，荣休后如今住在同一栋楼中安度晚年。
喜欢读课外书应该是从三四年级开始，先是看连环画。那时上学路上有很多出租连环画的书摊，一分钱一本，当场看完当场还，上学放学路上只要有时间，口袋里再有点硬币，我几乎都会泡在书摊上，一本接着一本选着读，入迷得很。幸运的是我的外公也是个连环画迷，而且他有个木箱子里竟然存放着整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连环画，这就成了我童年的宝库和天堂。
后来看连环画不过瘾了，就找原本小说看，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不识的字连顺带猜，不懂得意思自己想当然。什么读书的坏毛病都有，但就是读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以后就找各种各样的小说看，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有。
当时能找到些好书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特别要感激小伙伴杨侃，他爸爸杨信义是丰中有大学问的语文老师，颇有文人古风，是县里有名的“三秀才”之一，家里老书架上藏书很多，一天到晚手不释卷。我每次到他家玩都在书架上找书看，有的会向杨老师借回去读，还书时还会和杨老师谈谈心得。之所以我以后会喜欢上文学，杨老师对我幼时的影响非常重要。
当时我的课外阅读，主要是看人物看故事，沉浸其中自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会与小伙伴、老师、家里的大人谈人物，说故事，语言表达好了，作文也就写得顺畅起来。大概五年级上学期开始，语文老师张贡斌就不断地给我的作文打高分，写长长的好评语，有一次竟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我的作文。这对我这个成绩本来一般的小小少年实在是极大的鼓励，读书上进的意识开始萌芽。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来了，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校长、老师被批斗，表扬我作文的张老师也在被批斗之列，再后来学校就全部停课了，我的少年求学生活由此断裂。
时光过得很快，学校不上课了，我们只能在社会上晃荡，转眼到了六年级结束，初中无处可上，小学也不让我们毕业。直到1968年冬天，“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响起，我们作为7年级的学生终于小学毕业了，被直接分配上初中。
我上的初中叫“大丰县大中镇职业中学”，学校的领导是镇上皮革厂派出的几位工人师傅组成的“工宣队”，老师基本靠边站了，给我们上课的没几个像样的老师，教材老的“封资修”内容不能用，新的无产阶级的教材还没编出来。工人师傅们天天带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学习毛主席语录，开各种大批判会、斗争会，实在学不到什么新知识，不知道这是上的什么学。
一年之后，不知什么原因，这所所谓的职业中学被撤销了，我们被并到大丰县中学，成了二连五排的一名“战士（当时学生是班排连式的军队编排）。再过一年，我们又不用毕业考试就初中毕业了，直接升入高中，成了大丰县中学三连四排的一名战士。在大丰县中学读书的三年，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指示办的，即“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过的是一种典型的文革式的学校生活。
文革式的学习生活有些什么特点呢？
首先是造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造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上到下的，在我们懵懂少年的眼里，主要是看上边又有什么人被打倒了，这基本上都是靠校园里、大街上铺天盖地的大标语来感受的。先是评《海瑞罢官》，批吴晗，批“三家村”，接着是“彭罗陆杨”“刘邓陶”“二月逆流”“杨余傅”，再到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直到“评水浒批宋江”、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上边发生的变化，小学生、中学生哪里看得懂，但一样写发言稿，开批判会，拎着浆糊桶跟着老师后边刷标语，也算是参加了路线斗争。
斗走资派则是一段时间天天看到的风景。反正小学不让毕业，又没学可上，就天天上街看大字报，看批斗会，看造反派押着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游街。
大丰县城最早被游街示众的是县委宣传部长高继宽，押在解放牌大卡车上，一双手被墨汁涂黑，满脸的惊恐不安，大丰县中学的红卫兵们浩浩荡荡的跟在卡车后边，“打倒、炮轰”的口号震天响。多年之后高继宽担任盐城市教育局的局长，我在其麾下任秘书科副科长，谈起这段往事才知道，因为他是县委派往大丰县中学指导文革的工作组组长，所以被红卫兵们批为操纵学生运动的“黑手”。如此罪过，付诸笑谈。
印象中，县委书记薛太和的批斗会是在一个晚上，地点是县委大院的大饭堂，瘦弱的县委书记面色惨白，疲惫不堪，老老实实地回答着革命群众揭发批斗的问题，台下群众呼口号的时候，哪怕是“打倒薛太和”，他也跟着举拳呼喊，算是自己打倒自己。
我们实验小学也开过批斗校长顾康才的大会，照例地横幅、标语，老师学生代表纷纷登台批判，台下口号不断，一片喧腾。记得有位老师批判校长不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指着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某页某段，顾校长支支吾吾老半天背不出来，窘迫惶恐，颜面尽失，会场上哄笑一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批判会上老校长头发稀疏、脑门汗水淋漓的尴尬形象，仍然常常浮现于我的脑际，在荒唐的年代里，校长当众斯文扫地，老师和学生又有什么脸面呢？
斗老师也是当时校园一大景观。在小学，学生还没有能力主动去批斗老师，更多的是老师之间的互斗，学生只是老师间斗来斗去所利用的工具。某女老师，工作认真负责，批评别人不留情面，有一天宿舍门口被贴上了大幅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门口和家中都贴满了大字报，包括睡觉的床上都是，同学们纷纷前去观望，不知道这位老师当时如何正常生活，反正以后见到我们都是灰溜溜地低头而过。
一时间，学校老师中坏人不断被揪出来，校门口每天早晨站着一溜排挂着牌子低头请罪的老师，有地主出身的、有参加过三青团的，有反右时留下言论的，有男女关系上犯过错误的，还有家有海外关系的。
学校如此，社会上也是这样，到处都是大标语大字报，到处都有游街示众的坏人。我们在应该认真学习的年纪，每天背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到处游荡看大字报，看革命群众每天押着一群一群戴高帽子挂牌子的坏人游街示众，看街头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大辩论，好玩得很。文化知识的学习，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学农、学工、学习解放军，也是我们文革求学时代的主要内容。从初中到高中，学校每年都要安排夏忙、秋忙支农活动，每次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大丰农村主要种植棉花、麦子、玉米等，也有少量的水稻，围绕这些作物的农活我们基本都干过，比如棉花间苗、锄草、打顶尖、拾花、晒花、拣花等，麦子割麦、拾麦、挑麦把、脱粒、晒场等等。
先先后后，我们到过不少农村生产队，一般都住在农民家，有时也住到生产队的仓库、农村小学的教室，各人自带行李，一溜排的地铺，集体生活，热闹得很。
好几次下乡支农，我都被老师指定为学生食堂的事务长，向同学收生活费和粮票，骑车到县城买米买菜买油盐酱醋，每天安排三顿饭的食谱菜谱，锅前灶后忙忙碌碌，辛苦得很。几十个同学的吃饭问题不是小事，一回生，两回熟，自己的责任意识和处理繁杂事务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应该说是重要的收获。
高中时期，学校在离校十几里地的一块荒地上建设小农场，我们要算是第一批建设者，挖河筑坝、开荒种田，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不过农场生活寄居野外，也有很多来自大自然的乐趣，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位同学打着手电筒，夜里到旁边的水洼地里捕捉田鸡（青蛙），收获很多，第二天改善伙食，人人高兴，当时已经靠边站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劳动的张炎老校长，见到我们抓了那么多活蹦乱跳的田鸡，戏称我们是“惨无田鸡道”。
学工主要是到飞轮厂，当时丰中的工宣队由飞轮厂派出，革委会主任由飞轮厂厂长、老军人王林祥担任，厂里不少老工人师傅都在学校给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学工到飞轮厂是理所当然的。在飞轮厂几次学工，我先后呆过翻砂车间、电镀车间、装配车间，厂里主要的产品是自行车飞轮和链条，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了解，工作程序要求严格，必须一丝不苟，现在想来仍是收获良多。
学习解放军则是常规节目，班级是按班、排、连编制，每天都学习解放军的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不时参观解放军军营，请解放军官兵到校讲英雄事迹，队列训练、短途拉练经常进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那时可是我们一天到晚喊在嘴上、落实在行动上的响亮口号。
文化知识的学习明显薄弱。文革开始，原有的课程体系被打乱了，老教材也不能再用，开的课主要有政治、语文、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等，后来也开了一段时间英语，教材大部分都是老师现编现教。政治课与政治学习是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我们都能倒背如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两报一刊”重要社论，老师都是立即组织学习，不敢有丝毫怠慢。语文基本不学古文古诗词，不学外国文学作品，毛主席诗词和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主要的内容。
我的政治和语文应该是学得比较好的，记得初中时有个小本子，主要摘录当时的好社论、好文章，被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施恒祥老师看到了，对我大加表扬，以至于我倍受鼓励，此后的学习生活、知青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现在翻翻这些小本子，上面抄录的东西还真不少，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长征组歌》的解说词、毛主席流传民间的诗词、姚文元的文章、郭沫若的诗词等等。
这些抄录的东西，很多现在都能背诵，前些年一帮老友聚会，大家轮流背诵毛主席诗词，谁接不上谁喝酒，我从头到尾就没败过，古人有言“幼学如切”，如果当时我们能认真背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古诗词，现在的学养底蕴大概要高出许多吧，可惜为当时的政治宣传所支配，没有学到真学问。
记得当时流行一种“小评论”的文体，作者都是普通的工农兵，主要用于大批判的，东台有个许河公社，社员人人都写小评论，竟然成了“小评论之乡”；我们一排有个同学，写小评论投稿，居然被《红旗》杂志刊登了，一时全校轰动，人人心向往之。
我们三、四排的语文老师沈鹤超先生，很有才华和激情，当时给我们讲毛主席诗词，讲得非常精彩，教学之余，还教我们几个爱好诗词的同学写诗作词，往来唱和。国庆22周年，他写了一首《沁园春》，用一张纸工整地抄给我：“沧海桑田，七亿奔腾，二十二年。喜钢花绚丽，迸飞四海；碧波荡漾，直接云天。松柏葱茏，山花烂漫，沐浴朝阳分外妍。庆佳节，看三河欢跃，五岭开颜。水流万里有源，是血汗浇来幸福泉。赞雄文四卷，为民立极；韶乡旭日，光照人间。一代风流，降龙伏虎，历尽艰辛夺政权。毋忘本，把红旗高举，续谱新篇。”
沈老师另外还把靠边站的张炎老校长的一首《满江红》抄给了我：“鸣镝声中，迎来了光辉佳节。忆往昔，航程漫漫，艰辛历历。不有韶乡旭日起，哪来寰宇东方白。树雄心，革命不停留，关山越。红四卷，珍无匹；勤学用，毋怠忽。听条条战线，催征弥急。万马奔腾遍地震，凯哥高奏通天彻。为实现四海五洲同，争朝夕。”
吟诵之余，我一时激动，连夜写了一首100多行的现代诗《国庆颂》请沈老师指教，他立即推荐到学校位于县大会堂对面的大批判栏上刊登，是另一位我所敬重的语文老师刘道良先生用优美的隶书一笔一划抄录的。这要算是我的文学作品的第一次公开发表，当时一次次盘桓于大批判专栏前，颇有自得之意。
现在想来，没有个性，谈何文学，教我们语文的这些老师其实都是很有才华的，但在喧嚣一时的假大空的文风影响下，也是无能为力，而我们则很容易误入歧途。
语文学习是如此，数学对我更是“瘸腿”学科，仅仅掌握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平面几何”，工农业基础知识虽然学了一点，但对于具体的物理、化学、生物的学科知识也是不甚了了，英语就学了几句当时的革命口号。
这样的一种学习状况，我在做了五年知青后再去考大学，居然能在1978年秋天走进南师院校园重新读书，也是冥冥中某种运气使然了。
人生风华在少年，“少年不学，老大何为”。不过所好的是，世间总是有公平在，上帝关上了一扇门，没准会悄悄地为你打开一扇窗，年少求知的心是无法压抑的，当校园和课堂难以满足我们求知欲的时候，社会大课堂却让我们学到了太多的东西，甚至让我们过早地走向成熟。
那时，除了一些老干部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之外，大部分人家境普遍贫困，父母工资不高，弟兄姐妹众多，想活好很不容易。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们除了上学的主要任务外，每天还要完成家庭的生产副业劳动，比如糊纸盒、绞麻包、剥蚕豆瓣等等。
可别小看这些每天必做的“功课”，事实上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我们的学杂费、一天三顿的饭菜、一年难得做一次的新衣服紧密相关，所以家长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分配任务的。这些劳动虽然不繁重但是很吃力，像绞麻包，是由轧花厂提供的活计，家长能领到几百、千把个的加工任务要找关系，很不容易，必须保质按时完成。
每天放学回到家，用浸泡好的麻杆皮绞麻包，10个、15个、20个，有必须完成的指标，粗大的钢针和麻丝，一针针，一丝丝，小手勒的生疼；剥豆瓣，则是将蚕豆浸泡开了一个个剥皮，豆瓣卖给饭店做油炸兰花豆，别看在卤菜摊上一买一小把，我们家常常一天剥几十斤，我们一个个小手浸得煞白，指甲都常常剥烂了。
这些年复一年的家庭副业劳动虽然辛苦，但在改善我们生活、学习质量的同时，也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谋生的不易。
上了初中，成了小小少年郎，就要学会出去谋生了。开始的寒暑假，出去摆茶摊、卖棒冰，稍大些，则出去做杂工，抬砖头、洗石子、筛黄砂、拌灰浆、修桥、铺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再后来，晚上帮人家看工地，今天上半夜，明天下半夜，白天照样上学，星期天也要做一天工，长期欠觉，上课瞌睡连天。
在这样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活中，处于社会的底层，我们不但感到生活的艰辛，还常常会遭人欺侮，被人剥削，会看到各种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不公，在不断的体验、感受和思考中，艰辛的生活也像大学校一样教育我们成长，磨砺了我们奋斗不屈的生命意志。
记得一个寒冬的早晨，我和好朋友杨侃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干活，一个“独眼龙”的建筑队长找到我们，说河里有个竹排，你们两人下河把毛竹搬上岸，每人给一块钱。
零下三四度的天气，河里都结了冰，河滩很陡，把那么大的竹排一根根搬上岸，谈何容易！不过一块钱，是当时瓦匠小工一天的工资，对我们却充满着诱惑。为钱不要命，干了。于是脱衣、下河、破冰、解铁丝，向河岸上抛毛竹，天越冷，干劲越足，只想快点把活干完。
不到两个小时，一腔热血的两个小朋友在寒冷彻骨的河水中，居然把一个巨大的竹排搬上了岸，簌簌发抖中找队长来河边验工，讨要工钱。没想到队长大手一挥：“这么容易就干好了，一人五毛吧！”
面对这样的耍赖，哪怕丢了这份零工，也不能让步。从上午到下午，直到晚上，“独眼龙”队长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他在家喝酒吃晚饭，我们就站在门口坚守，直到他实在撑不住了，才像打发乞丐样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元钱给了我们，那只独眼中闪烁着的轻蔑嘲弄的眼神，至今我都难忘。
有一年暑假，在食品公司找了个押猪上南京的活，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兴奋得很。押猪这活并不重，一卡车的猪，用一张大网罩着，押猪的人背靠驾驶室站在猪群里，手拿一根长竹竿，发现有猪咬罩着的网，就要用竹竿敲打，防止猪破网逃跑。目的地是南京长江大桥下的肉联厂，猪运到，清点头数，对方在押运单上签个字，把猪网洗干净和押运单一起带回，自己坐长途客车回大丰即可。
夏日炎炎，运猪必须在夜里，猪的哄臭味不怕，猪粪在脚底下淋漓也不怕，没想到的是，卡车刚驶出斗龙河口，风云变幻、雷电交加，霎时暴雨倾泻而来，一片漆黑中，不时有闪电雷鸣在我头顶掠过，猪一个个不敢动了，我也有了一种平生从未有过的恐惧。
无奈之中，只好拍驾驶室的顶棚向司机求救，司机不理，再拍，不理，不断的拍，还是不理。我终于明白，在这位司机的概念中，卡车上装的就是一群猪，没有我这个人，没有任何需要同情和救助的事儿。
在漆黑的夜幕中，在霹雳闪电和磅礴暴雨的连续冲击下，我在这个可怕的夜晚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成人礼，生活不相信眼泪，社会没什么平等，一切都得靠自己。
第二天早晨，我穿着仍然潮湿的衣服游览南京名胜，长江大桥、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第三天晚上回到大丰的家中，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玄武湖的湖光山色实在是太美了，这美丽的景致，也应该有属于我的一份”。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糖烟酒公司的建筑工地上，几个瓦工师傅站在脚手架上砌墙，我在下边的灰浆池里搅拌砌墙用的灰浆，突然，背后脖子一阵冰凉，感到一坨灰浆倾泻后背，寒潮彻骨，浑身发抖。抬头一看，是一个瓦工师傅对我的恶作剧，看我中招，几个师傅一道哈哈大笑。正是隆冬时节，谁能忍受这样一种冰冷的侮辱，虽然不过十三四岁，我拿起一把大锹就向脚手架上冲去，要与欺人者一拼死活，所幸一位老师傅主持公道，奋力夺下了我手上的大锹，同时狠狠地训斥那位瓦工师傅，否则后果真是难以预料。
社会生活就是这样现实粗粝，一方面让我们受苦受难，教会了我们许多学校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让我们在苦难的教训中寻找到自我，使我们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再抱有幻想，开始拥有面对未来的奋斗勇气。这些，应该是我少年求学生活的最大收获。
1972年底，我从大丰县中学高中毕业，算是结束了自己的少年求学生活。前路渺茫，但却很有点无所谓了，有了这样乱糟糟的少年求学经历垫底，还会怕些什么呢？后来我到了一个工厂做炊事员（临时工），又下放到一个海边农场做知青，直到国家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秋天考入南京师范学院读书。其间经历了许多不同生活的磨练，但都始终无所畏惧，总是在不断努力，力求靠勤劳和智慧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平生碌碌无所作为，但既然已经付出了应有的努力，也就无愧我心了。
“人生不得长欢乐，年少须臾老到来”。这些年来，虽然生活比较平静，知足常乐的心态让我麻木，但我却常常会为我的那些小学、中学的同学抱屈，在最好的求学时代，我们到底学了些什么？县中一届四个班300多位同学，到头来能上大学和大专的满打满算大概不会超过30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考不上大学，就很难做公务员，进事业单位，一直在社会底层的各个岗位上艰苦奋斗，养家活口，如今退休收入低，生活更其艰难。而考上大学的人呢，终因基础知识不扎实、不衔接、不系统而难有大的长进和作为。在这一代教育下成长起来文革后考上大学的同学们，虽然现在不少人已经成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权威，但踵接前几代的那些学术大师终是难于比肩，学术底气的不足，无疑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的梦魇。
听说，老一代共产党人陆定一的墓碑上刻着两句话“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说话”，这是他最后的遗言。痛定斯痛，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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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顽主们的血色青春